米兰全站体育milan:徐实：取消漫游费乃国企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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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俗经济学家们鼓吹，只要向某个行业引入私人资本、打破垄断，这个行业的所有问题都能自动得到解决。如此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比北京天桥卖的大力丸还精彩。可是在实践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强行引入私人资本造成了什么后果呢？这个真值得好好说说。

  马来西亚向中国大陆移交了不少台湾的电信诈骗嫌疑犯。如果没有虚拟运营商“放水”，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活动大概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先说电信行业。向电信行业引入私人资本造就了42家虚拟运营商。虚拟运营商打着牟利的小算盘，迟迟不落实手机号码实名制，为电信诈骗提供了难得的便利：2016年工信部点名批评10家因垃圾短信被投诉的运营商，其中6家来自虚拟运营商；腾讯的大数据监测显示，有44%的电信诈骗号码来自虚拟运营商运营集中的170/171号段【8】。以致工信部忍无可忍，下重手加以整治。

  再说水务行业。向水务行业引入私人资本，使外企在中国一度捡了不少便宜。例如，威立雅水务在控制了兰州自来水供应之后，把水价涨一涨，在升级设备、更新管道方面少投点钱，如此“开源节流”，账面盈利不就挤出来了吗？不过，还没等到庸俗经济学家们欢呼“外企效率高、改革成功了”，兰州人民便于2014年4月喝上了苯超标10倍的自来水【9】。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兰州自来水事件让地方政府普遍意识到，水务外企既不“高大上”、也不见得靠谱。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于是外资企业在水务市场的份额从十一五期间的50%，迅速跌落到到“十二五”末期的10%【10】。

  铁路行业的事情更有意思。某些人一厢情愿地希望铁路向私人资本开放，甚至还想尽办法炮制出了为其开绿灯的。可是实际结果又如何？某私企和上海铁路局谈判，上来就抛出一堆条件：我投资的铁路线要盈利，所以不能承担国防运输的职能、不能卖学生票，调度权也不应放在铁路局……上海铁路局的态度很明确：没得谈，送客！

  由此可见，强行引入私人资本不仅未能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现有的问题，反而制造出了新的问题，对私人资本的迷信可以休矣。整日抨击“国企垄断”的庸俗经济学家们，竟然连“自然垄断”这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弄不清楚，焉有学识可言？

  自然垄断指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自然需要而形成的垄断状态。一般来说，规模经济能够形成自然垄断。例如，水务、电力、电信等行业的企业所需投资很大、覆盖面很广而利润不宜过高，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会催生自然垄断。例如，某地如果设置多套电力线路，便会造成巨大浪费；如果只由一家电力公司可以提供电力，该公司能够通过边际成本递减的规模化生产来降低电价，引入竞争反而导致价格上升。又如高科技产品，由于投入资源而形成的研发技术能力，在一定时期只有一家或少数厂家能够生产，从而形成自然垄断。自然垄断一旦形成，垄断者便享有巨大的价格竞争力和优势。由于余量需求已被完全满足或进入产业所需投资过大，无另外的企业会愿意或有能力进入这个无利可图的市场【11】。

  也就是说，水务、电力、电信等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发展到最后终究会形成垄断，不是由国企垄断便是由私企垄断。谁要是觉得私企垄断更加高尚，莫不是还没喝够兰州的含苯自来水？庸俗经济学家们只反对国企垄断、不反对私企垄断，其用意不言自明。说穿了，他们都以为公有制经济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国企是不可能搞好的，而社会主义必然失败。所以他们一贯鼓吹私企才是中国的希望、国企应该为私企让路。让庸俗经济学家们为国企改革建言献策，如同让秦桧等投降派主持国防建设，能有好果子吗？

  所有制不是筐，别把什么都往里装。要想搞好国有企业，重点是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精益管理措施，而不是在所有制上搞些无谓的名堂。打个通俗的比方：倘若担心自己的孩子管教不好，那就应该格外留意孩子平时的行为习惯，难道引入几个后妈就能保证把孩子管教好？

  习“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指示，让国有经济板块的干部群众感到由衷的振奋。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一些错误的思想曾极度影响国企的建设和发展。从今往后的国企改革，重点是应该树立正确的、明确的指导思想，纲举目张才能产生自上而下的执行力。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垄断，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资本垄断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抑制垄断，是因为这些国家意识到私人资本垄断会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并最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垄断，恰恰是对私人资本垄断的根本否定，目的是防止私人资本通过垄断民生领域来牟取暴利。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严正指出：“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与列宁相同，孙中山也赞同由国家垄断关系重大民生的经济事业，如铁路、电气、运输等，利益由全民共享，不让私人独享其利。孙中山的想法最后在中国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

  既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国企就必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资本逻辑来衡量和绑架国企。私企以营利为唯一目的，而国有企业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公益性和营利性为标准划分两类国企，这两类国企的区别就是多算政治账还是经济账。

  公益性国企多算政治账，旨在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但也要适当考虑经济账。例如，各城市的公交集团需要保证票价的稳定，但也要合理控制经营成本、防止出现不应有的亏损。对公益性国企的评价标准不应是盈利，而应该是成本核算——生产单位数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成本，自然越低越好。

  营利性国企多算经济账，为国家上缴利税乃应有之义，但绝不能不算政治账。政治账应当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1. 国家战略。前文提到的青藏铁路、藏南铁路，就属于典型的国家战略需求。这些铁路本身虽然不赚钱，但对西藏地区、特别是中印边境东段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铁路在国家战略上的收益远大于其直接经济收益。

  2. 公众利益。如前文所说，历史上出现过性质截然不同的国企。如果国企的产品和服务质优价廉，适当让利于民，人民群众对国企的垄断真不会有什么意见。难道大学生会抱怨半价的学生票吗？倘若国企只考虑营利、罔顾公众利益，漫游费、销号费之类的“霸王条款”必然层出不穷，人民群众当然会产生负面看法。

  3. 员工福利。作为企业的主人，国企员工应当享有合理的福利，体现在收入和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国企在运营中必然获取员工的剩余价值，但是与私企相比，国企必须强调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时下某些私企的做法是，花三个人的钱雇佣两个人，让他们干五个人的活，美其名曰“压缩人力成本”。名义上的“高薪”掩盖了更加残酷的剥削，让员工不堪重负。相比之下，多数国企还算是厚待员工的，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道”体现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盈利，提高劳动生产率靠的是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而不是掠夺公众利益或残酷剥削员工。倘若国企被资本逻辑所绑架，就会堕落为德意志帝国的国企，失道者寡助。运营商取消全国漫游费，正是顺应人心，回归国企应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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